“一年最低几十元，可享受百万元保障。”这一宣传语早已传遍大街小巷。自2020年以来，惠民保已从深圳蔓延至全国上百个城市，并迅速成为普惠金融与健康中国交汇点上的现象级产品。惠民保可以对动辄数十万元的特药费用、高额自付医疗费用进行补充报销，承载了无数家庭对“看病贵”难题纾解的期望。
热潮之下，一系列关乎其“生命力”的根本性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：在政府“指导”与保险公司“承办”的混合模式下，如何确保项目的长期稳健运行？当最初的投保热情褪去，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参保率“瓶颈”与“死亡螺旋”风险？这块旨在补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短板的“关键拼图”，能否从一时的“爆红”走向持续的“长红”，真正打磨成一件经得起时间与风险考验的公共产品？
全国开花
惠民保最早的雏形可追溯至2015年深圳率先推出的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险。2020年开始，兼具普惠性与地域特色的“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”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。短短几年时间，这项普惠保险惠及上亿人次。
这种模式的“普惠”特质体现在多核心维度。极低的投保门槛，通常不设年龄、职业、健康状况限制，尤其惠及了传统商业保险难以覆盖的老年群体及带病体；亲民的保费水平，各地年缴费标准普遍集中在50—300元区间；以及相对较高的保障额度，保额普遍设计在40万元以上，瞄准了基本医保报销后的高额自付部分和特定高额药品费用。
随着产品扩容，惠民保的保障内容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、从单一到多元的演进。
首先是“医保类费用追加保障”，对经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等报销后的政策内个人自付费用进行二次补偿；其次是“非医保类费用补充保障”，直指医保目录外的自费项目，这是降低患者医疗负担的重要来源；第三类则是更具创新性的“特定药品或医疗服务项目单列保障”，将一些价格高昂的抗癌药、罕见病用药、创新药单独列出提供保障，体现了保障范围从医疗费用向健康服务延伸的趋势。
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各类地方性惠民保产品已超过数百款。“市场正从‘覆盖广度’向‘价值深度’转变。”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道。在他看来，惠民保已升级为多层次医疗保障的关键补充，其价值体现在三个维度：保障专业化延伸至特药、罕见病等领域；定价精细化通过年龄分层与健康评估实现；服务全周期化整合预防、干预、康复环节。
可持续待平衡
惠民保的迅速铺开，在减轻部分群体高额医疗费用负担方面初显成效。然而，在其普惠性的外表之下，一系列源于其内在运行机制的深层次挑战也逐渐显现。
首当其冲的，便是参保率与续保率的双重压力，同时，由低投保门槛伴生而来的逆选择与道德风险，是悬在惠民保头上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
在业内人士看来，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普惠，惠民保普遍放宽甚至取消了健康告知，吸引了更多已患病或健康风险较高的人群集中投保。如果产品定价时未能充分预见这一风险，或者风险准备金计提不足，极易引发赔付率的剧烈波动甚至失控，最终侵蚀承保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。
另一重挑战，则在于责任边界与治理结构的模糊地带。惠民保天生处于“政府指导”与“商业化运作”的交叉区域。政府在项目中究竟应扮演何种角色？是强势的推动者、适度的引导者，还是隐性的风险兜底方？同时，基本医保与惠民保之间的支付顺序、信息共享机制又该如何厘清？这些制度性问题的答案尚不明晰。
“当前共保体稳定性不足，存在机构退出、责任划分模糊等问题，需建立统一的运营标准和风险分摊机制。理赔服务方面，部分异地就医、特药理赔仍存在流程繁琐、垫付压力大等痛点，需进一步简化流程、提升时效，并加强反欺诈风控。”科技部国家科技专家库专家周迪表示。
周迪指出，惠民保发展中的瓶颈需要系统性突破。“产品开发需解决同质化问题，针对老年人、慢病患者设计细分版本；共保机制要建立统一运营标准；理赔服务需简化异地就医等繁琐流程。”他表示，技术赋能路径存在升级空间，“当前关键是要在普惠性与商业可持续性间找到平衡点”。
需构建生态框架
面对参保、续保与可持续在内的多重挑战，将惠民保打造成长久的“制度性补充”，需要政策制定者、监管机构、保险企业与第三方服务商协同共构，塑造一个更具韧性与活力的“惠民保+”生态框架。
产品设计的优化与创新，是提升吸引力和稳定性的核心引擎。针对不同人群的异质性需求，推动产品的差异化与分层保障势在必行。
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表示，产品开发需结合区域疾病谱定制保障，共保模式应升级为数据互通的协同体系，理赔服务需聚焦垫付压力大等痛点，利用AI等技术精准赋能。
为提高参保率，作为承保方的险企正在多措并举。以“北京普惠健康保”为例，承保保险公司之一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表示，针对健康人群，进一步降低医保内责任起赔金额，提升健康人群参保体验；针对全量参保人群提升特药赔付比例并扩展特药责任，为更多人的特药需求提供支持。
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是惠民保这一生态健康发展的基石。业内人士表示，对于政府支持、市场接受度与技术水平均衡的“均衡发展型”地区，重点在于精细化管理与健康服务转型；对于市场经济发达、保险意识强的“市场主导型”地区，如上海、深圳，可最大化激发保险公司在产品创新与服务优化上的能动性；而对于更多依赖政府强力推动的“政府引领型”地区，核心任务是将行政动员转化为“激励相容”的机制设计，并辅以广泛的保险知识普及，逐步培育市场内生力量。
站在构建“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”的新起点上回望，惠民保已从一颗希望的种子，生长为中国医疗保障图景中一片颇具规模的试验田。在业内人士看来，唯有将技术、制度与市场力量有机熔于一炉，方能将惠民保这把“普惠之钥”，最终打磨成一件能够经得起时间与风险考验的坚实公共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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